辅导员面试丨“我只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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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上有一则很火的街头采访，主持人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个大学模样的女生：“你见过最尴尬的宿舍关系是怎么样的？”

听到这个问题后，女生毫不犹豫地对这个男主持人说道：“六个人有5个宿舍群！”听到女生的回答，这位主持人双眼停顿了几秒，然后回应道：“这么尬吗？”

女生则利落地回答道：“对啊~”

对于这个女生的回答，我下意识地翻看了下评论，发现三千多条评论里全是对女生宿舍关系问题的吐槽、抱怨、指责和无奈：“可能是六个还有一个你不在里面”、甚至有人从数学排列组合的角度给出了被认为更精准的答案“五个宿舍群还不是极限，六个人最多可以有31个不同的群”、“女生大学寝室关系，处得好就是欢乐颂，处不好就是甄嬛传”……

看似调侃恶搞的回复，却撕开了当下大多数大学寝室关系的遮羞布，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警醒高校教育者学生工作的疑点、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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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寝室关系从外往内看是学生与学生的关系，而从内往外看，则是每个人背后的个人习惯和家庭教育模式之间的冲突。这类冲突，我不止一次在不同寝室群体中看到，原本以为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配合管理规定以内的惩戒教育可以消除这类冲突，引导寝室关系走向和谐之旅，直到学生Y态度坚决地走到我办公室告诉我她要搬离寝室。

知道Y擅自在外面租房是在本学期开学的第二天。那天深夜十一点，班长私信告诉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很诧异，因为就在一小时前我还去到他们班查寝，当时去到Y所在寝室，她的书桌和床都充满着她的私人物品，完全不像搬离寝室的状态，这期间，我还与Y寝室其他学生聊了一会，问了下寝室相处现状，离开时，也叮嘱他们记得联系Y早点回寝室。她们对我的每一个问题都积极回应，尤其在对待Y的态度上，没有表现出相互之间存在何种问题。

那一刻，我相信了Y寝室的表面和谐。而直到得知Y擅自搬离寝室，我才意识到：大多数时候所见未必真实。

时间已是晚上十一点半，决定向Y 核实情况前，我从其他班委那里了解了Y及其寝室的情况：Y寝室上学期开学初，因为作息问题闹过矛盾，寝室3人中有2人与其不合，且在一次矛盾中升级至语言辱骂，后来三人和解了，然而深度撕裂过的和解一定存在不同程度的裂痕，裂痕愈合的完美与否则取决于多种因素，一旦其中一种因素没有发育成熟，和谐的状态将不复存在，因此，可以理解后来Y与2人和解，但仍形同陌路，形是同寝人，心是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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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Y的真实去向，我想好了话术，拨通了打给Y 的视频电话，连续3次都是拒接。我尝试通过手机联系Y，这次她接通了，没等她开口，我便说道：“这两天晚上查寝你都不在寝室，现在回去了吗？”

和其他犯错被抓包的学生不同，Y的冷静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棘手的学生工作问题，她说：“我不在寝室住，我在外面租房子。”

“什么时候？怎么不跟我讲？”

“就这学期开学，还用跟你说吗？”

“对啊，开学初我就跟你们把规矩讲得很清楚了，现在又是疫情封闭管理，要遵循学校管理要求来。”

“那我不记得了。”

“你父母同意你在外面住吗？”

“同意啊，她们同意才搬出来的。”

“行，今天晚上先这样，明天早上8：30来趟我办公室吧。”

“好的。”

简单沟通后，我挂断了电话，对于Y的行为我很生气，但是理智告诉我，光生气没用，而是要反思和解决问题，而且Y 这类学生绝不是个例，只是她是第一个冒出来的问题。

第二天，Y早早便来到我的办公室，态度疏离且冷傲。

“吃饭了吗？”我从寒暄开始。

“吃了。”说这句话时未动声色。

“你一到学校就搬出去了吗？”

“是的。”

“我记得每次班会我都跟你们强调了寝室管理纪律，不允许夜不归宿，对吧？但是开学才两天，你就擅自搬出去租房子住……”

“我不在寝室住，跟其他人作息不一致，而且上下床很麻烦。”

“关于作息问题，你沟通过吗？关于上下床麻烦，在校外住就不麻烦吗？”

她停顿了数秒，然后说：“我就是不想在寝室住，我就是想一个人呆着。”

“学校有学校的管理规定，你不能任由自己的兴趣做事情。”

她沉默了，但是依然从自己的喉腔挤出这样一句话：“我不想跟XXX住。”

“你不想，我可以安排给你换寝室。”

她又不语，然后继续坚持：“我就是想一个人住。”

“我知道，但是学校毕竟有学校的要求呀，咱们不能随性而为，对不对？”我尝试一种拉进距离的谈话方式。

“但是我就是想出去住啊！”她的情绪有点激动，“我就是想一个人学习和减肥。”

我没有再接话，而是无言地注视着她，我知道继续下去依然无果，所以选择了闭嘴，而此时的Y正昂扬着头颅，眼角流露出对于赢得这场“辩论”的窃喜。那一刻，整个办公室静悄悄，沉默里，我突然意识到和Y谈话看似僵持在“我想要”和“不允许”之间，其实在学生的自我认知模式和教师的他我探寻模式之间。

Y认为自己的事情自己有权做决定，别人无权干涉；

我则一直围绕她搬离寝室可能存在的问题出发，而对于“我以为的问题”我可以也愿意帮她解决的；

但是实际上Y的决定并不是因为“我以为的问题”，只是她就是想宣誓她对自我的决定权，但她没想过，作为一名学生，在一个管理制度明晰的环境下，对自我的决定权是有限的，她也不愿意接受这个“有限决定权”，最终双方的沟通走向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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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与Y的对话后，我联系了Y 的母亲。

第一次与其母亲联系，她表示不了解孩子在外租房子，且支持学校要求学生住寝的规定，也十分配合学校共同开展对学生的说服工作；

第二次与其母亲联系，她表示孩子已经交了租金，租金退不了，那就让孩子在外住宿吧；

第三次与其母亲联系，她开始说是因为Y寝室的两个室友谈恋爱，孩子思想传统接受不了，就让孩子一个人住；

最后一次与其母亲联系，我把前后了解的信息告诉其母亲，其母亲没有说话，而是说现在小孩都那样，非常有自己的主见，平时在家里什么事情也是她做主，我们又不能把她逼急了……

孩子、父母和家庭，不论个体如何发展，这种三角关系不会变，会变的只是三角的型：如果在任意的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孩子关系和谐，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那么这种三角关系就会呈现出精致的等边三角形，如果再上时间这一变量及变量中的共同的成长，这种三角关系还会延申出更多的与其他人链接的等边三角形；而如果任意的家庭关系中，孩子一方或者父母一方过多索取、输出、顺从，那么这样的三角关系就呈现出畸形的三角形，此时三角关系的稳固仅仅只是因为遗传基因里的血液相连，在这个三角里，总有一方之于另一方的存在不全是因为爱，而是或道德或亲缘或利己或无奈……

Y及其母亲呈现出的不完全家庭关系就是如此。Y来自贫困家庭，但自己想要的，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哪怕自己的坚持破坏规则、伤害他人，增加负担，但是，在所不惜；而母亲则由反对转为接受转为无奈，在这个三角家庭关系中，此时明显是孩子所在的边要长于父母所在的边，也构成一个家庭却极度缺理解和爱。那么，作为辅导员，想要从家长那端降低解决学生问题的难度自然是无法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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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回归到辅导员工作本身，面对可能存在的，有着不等边甚至“畸形”三角关系家庭背景的学生，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首先，全方位探清前后事情经过，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后面做学生思想工作提供依据。得知Y搬离寝室后，我没有马上拿纪律和规矩评判她行为的对错，而是从她身边所有与她相关的人入手，包括找她寝室谈话、班上关系好的同学谈话、联系其家长了解情况……这个步骤让我初步判定Y的性格和行为处事方式，我也可初步形成针对此类学生的沟通策略。

其次，全时段摸清前后情绪状态，及时变更访谈方式，为后面精准发力做好充足准备。跟Y访谈的全程，并不顺利。在第一次访谈的时候，她就一直处于访谈戒备状态，一触即“违反寝室住宿管理”的相关话题，她的情绪便开始激动；后面的二三次访谈，她的情绪激动直接上升到怼制度、怼学校和怼老师，一直强调“我觉得”，却忽视“我应该”，所以对于学生的这种情绪状况，就需要时刻把握她的情绪动向，所以后面我私下安排了一位同学关注其情况，有异常及时上报。

最后，全身心攻破此类问题的症结点，原则问题上不退让丝毫，为后面全域学生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对待Y的问题上，我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一方面Y无视规则，且这种无视最初得到她家长的支持；另一方面，Y无视情感，且这种无视在最初的谈谈中不断伤害他人，和Y的几次访谈都曾陷入死局，因为她全然不再会她的行为对她本人、对他人会造成什么影响，按照她的话来说：“我不要别人要求我怎么做，我就是要自己开心怎么做！”整个交谈她完全听不进去他人的劝阻，几度想要放弃，我想如果我当时放弃了，不论对于Y还是其他同学而言，他们会认为在挑战底线方面，他们是可以跟辅导员讨价还价的，这样以后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就会失去平衡，失衡也就意味着失去掌控力，那么危险也就时刻潜伏在学生管理工作中。